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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非公司交易解禁股的稅收】限售股转让应该如何计缴个人所得税 |限售股交易中六个值得关注的涉税问题 |大小非减持避税的三种途径 |

11 月 3, 2022 公司

税收范畴的限售股包括股改限售股(俗称“大小非”)、新股限售股及其他限售股。限售股解禁后转让是公司上市后股东资本巨额增值变现的主要途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于2009年、2019年明确了限售股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政策,尤其是财税〔2010〕70号文堵塞了诸多限售股避税筹划的空间,总局2019年53号公告对转让限售股是否要缴纳增值税进行了明确,总局2020年9号公告再次对限售股买入价进行了调整。但是,限售股解禁转让因涉税金额较高,故一直是业内税务筹划的重点,也成为税务机关关注的执法风险点之一。本文从限售股相关规定为切入点,分析限售股税收政策中六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定价标准驱动高送转行为,规避缴纳增值税。

1、现行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以下简称53号文件)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滋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虽然送、转股投资者并未实际付出成本,但为了减轻投资者的税负,53号文件规定对于限售期内的送、转股均以发行价为买入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明确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按照53号文件第五条规定确定的买入价,低于该单位取得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的,以实际成本价为买入价计算缴纳增值税,即转让时的计税成本为53号文件中的买入价和实际成本价二者中的较高者,降低了增值税税负。

2、避税手段:除权是由于公司股本增加,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减少,需要在发生该事项之后,从股票市场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而形成的剔除行为。53号文件文规定限售期间的送、转股可扣除的买入价以未考虑除权因素的发行价为准,使得一些上市公司为了少缴增值税有了高送转的动因,越是上市公司大比例的送、转股,股东减持时缴纳的增值税越少。

3、案例:A公司2009年投资B公司,持有限售股10万股,初始投资成本为8元/股,后B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发行价为10元/股。股价40元时,A公司的总市值400万元。我们分三种情况计算A公司减持B公司限售股需要缴纳的增值税。

情况一:不送转。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40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100000*(40-10)/1.06*6%=169811.32(元)

情况二:10送5转5股。除权前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上市公司10送5转5股后A公司拥有股票20万股,除权后股价20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20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200000×(20-10)÷1.06×6%=113207.60(元)

情况三:10送10转10股。除权前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上市公司10送10转10股后A公司拥有股票30万股,除权后股价13.33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13.33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300000×(13.33-10)÷1.06×6%=56717.00(元)

由此可见,由于未考虑除权因素,而以发行价作为可扣除的买入价,则导致限售期间送转股比例越大,应纳增值税就越少。2016年,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中每10股送转超过20股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每10股送转30股的,53号文件应该是其原因之一。2017年–2018年度,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近2700支限售股解禁,限售股解禁市值达40195亿元。

二、解禁前送转股,规避缴纳增值税。

1、现行政策:税法规定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除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等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外,其他纳税人应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销售额为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也需要按“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并按以下规定确定买入价:

(1)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在股票复牌之前形成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牌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

(3)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

2、避税手段:限售股解禁后至实际对外转让前,限售股股东取得的送、转股成本(即买入价)为零,但解禁日前的送、转股买入价按照IPO发行价等价格确定。送、转股时机选择不同,税负却天壤之别。从证券市场现实来看,解禁前送、转股已经成为纳税人避税的手段之一。

3、案例:B公司2009年投资A公司,持有限售股100万股,初始投资成本为10元/股,2019年1月1日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发行价为9元/股(解禁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7月25日,B公司转让持有A公司全部股票取得转让收入3800万元(平均成交价38元/股)。B公司应纳增值税158.49万元[(3800-100×10)÷1.06×6%]。

情况一:A公司在解禁前转股。若2019年11月1日A公司按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普通股10股,则B公司合计持有A公司股票200万股,转让收入仍为3800万元(200万股×19元/股),而根据上述规定B公司取得的转让股票的买入价为10元/股,其应纳增值税101.89万元[(3800-10×200)÷1.06×6%)]。

情况二:A公司在解禁后转股。若2020年2月1日A公司按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普通股10股,则B公司合计持有股票200万股,转让收入仍为3800万元,由于不属于上述规定的限售股,其买入价为零,应纳增值税仍为158.49万元[(3800-100×10)÷1.06×6%]。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在解禁日前后送、转股税收待遇不同,只要在解禁日前送、转股就会少缴增值税。笔者认为,股票解禁前后送股性质是一样的,均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结构的变动,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故建议在税收方面适用同等的待遇。

税收范畴的限售股包括股改限售股(俗称“大小非”)、新股限售股及其他限售股。限售股解禁后转让是公司上市后股东资本巨额增值变现的主要途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于2009年、2019年明确了限售股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政策,尤其是财税〔2010〕70号文堵塞了诸多限售股避税筹划的空间,总局2019年53号公告对转让限售股是否要缴纳增值税进行了明确,总局2020年9号公告再次对限售股买入价进行了调整。但是,限售股解禁转让因涉税金额较高,故一直是业内税务筹划的重点,也成为税务机关关注的执法风险点之一。本文从限售股相关规定为切入点,分析限售股税收政策中六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定价标准驱动高送转行为,规避缴纳增值税。

1、现行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以下简称53号文件)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滋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虽然送、转股投资者并未实际付出成本,但为了减轻投资者的税负,53号文件规定对于限售期内的送、转股均以发行价为买入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明确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按照53号文件第五条规定确定的买入价,低于该单位取得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的,以实际成本价为买入价计算缴纳增值税,即转让时的计税成本为53号文件中的买入价和实际成本价二者中的较高者,降低了增值税税负。

2、避税手段:除权是由于公司股本增加,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减少,需要在发生该事项之后,从股票市场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而形成的剔除行为。53号文件文规定限售期间的送、转股可扣除的买入价以未考虑除权因素的发行价为准,使得一些上市公司为了少缴增值税有了高送转的动因,越是上市公司大比例的送、转股,股东减持时缴纳的增值税越少。

3、案例:A公司2009年投资B公司,持有限售股10万股,初始投资成本为8元/股,后B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发行价为10元/股。股价40元时,A公司的总市值400万元。我们分三种情况计算A公司减持B公司限售股需要缴纳的增值税。

情况一:不送转。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40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100000*(40-10)/1.06*6%=169811.32(元)

情况二:10送5转5股。除权前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上市公司10送5转5股后A公司拥有股票20万股,除权后股价20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20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200000×(20-10)÷1.06×6%=113207.60(元)

情况三:10送10转10股。除权前A公司拥有股票10万股,股价40元,总市值400万元。上市公司10送10转10股后A公司拥有股票30万股,除权后股价13.33元,总市值400万元。现在A公司以13.33元全部减持,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300000×(13.33-10)÷1.06×6%=56717.00(元)

由此可见,由于未考虑除权因素,而以发行价作为可扣除的买入价,则导致限售期间送转股比例越大,应纳增值税就越少。2016年,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中每10股送转超过20股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每10股送转30股的,53号文件应该是其原因之一。2017年–2018年度,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近2700支限售股解禁,限售股解禁市值达40195亿元。

二、解禁前送转股,规避缴纳增值税。

1、现行政策:税法规定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除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等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外,其他纳税人应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销售额为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也需要按“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并按以下规定确定买入价:

(1)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在股票复牌之前形成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牌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

(3)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

2、避税手段:限售股解禁后至实际对外转让前,限售股股东取得的送、转股成本(即买入价)为零,但解禁日前的送、转股买入价按照IPO发行价等价格确定。送、转股时机选择不同,税负却天壤之别。从证券市场现实来看,解禁前送、转股已经成为纳税人避税的手段之一。

3、案例:B公司2009年投资A公司,持有限售股100万股,初始投资成本为10元/股,2019年1月1日A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发行价为9元/股(解禁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7月25日,B公司转让持有A公司全部股票取得转让收入3800万元(平均成交价38元/股)。B公司应纳增值税158.49万元[(3800-100×10)÷1.06×6%]。

情况一:A公司在解禁前转股。若2019年11月1日A公司按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普通股10股,则B公司合计持有A公司股票200万股,转让收入仍为3800万元(200万股×19元/股),而根据上述规定B公司取得的转让股票的买入价为10元/股,其应纳增值税101.89万元[(3800-10×200)÷1.06×6%)]。

情况二:A公司在解禁后转股。若2020年2月1日A公司按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普通股10股,则B公司合计持有股票200万股,转让收入仍为3800万元,由于不属于上述规定的限售股,其买入价为零,应纳增值税仍为158.49万元[(3800-100×10)÷1.06×6%]。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在解禁日前后送、转股税收待遇不同,只要在解禁日前送、转股就会少缴增值税。笔者认为,股票解禁前后送股性质是一样的,均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结构的变动,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故建议在税收方面适用同等的待遇。

  大宗交易平台是大小非减持避税的主要路径。趁股市低迷之时,他们利用第三方过桥方式以较低价格左手倒右手,解禁的限售股变身为普通流通股,减少应纳税的“基数”,成功“洗股”后的股票此后再通过二级市场正常交易,便可以大大减少获利后的缴税额。

  通过过桥资金转移,由联系好的关联方接盘,比如夫妻、亲属等,成交价格很有可能大幅度低于目前的二级市场价格。转手后的股票以后通过二级市场正常交易,二级市场获利部分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避税空间。目前市场上还有大量中介机构专门介绍通过大宗交易进行接盘的下家,为大小非解禁后减持避税服务,双方达成协议后隐秘操作。

  一切都是为了钱,别人洗钱他“洗股”。通过大宗交易来回对倒,低价成交完成“洗股”,可以大幅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需缴纳的税款。

  4月9日,昆明制药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分别成交119.92万股和39.97万股,成交均价为23.89元,卖出方均为东方证券总部,买入方均为海通证券上海香港路营业部。同日,国电南瑞、张江高科和欧亚集团也出现在大宗交易平台,买入方和卖出方同样是这两个席位。

  次日,这四只股票再次齐齐现身,海通证券上海香港路营业部又按照原价、同样数量、原封不动地将这四只股票卖给东方证券总部。一来一回之间看似平静,其实是大小非为减持避税而煞费苦心。

  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大幅折价来回对倒“洗股”,减少缴纳所得税的做法,已被大小非频繁利用。2012年2月28日,ST九发第三大股东沈仁荣将所持 2250万股已解禁的限售股转让给妻子于彩君,转让价为5.243元/股,仅相当于ST九发市价的一半,与沈仁荣的成本价5.07元/股极为接近。此举可为沈仁荣节省下约2000万元税款。这部分“对倒”的股票是2011年5月沈仁荣从ST九发原大股东中银信手中受让的股改限售股,2011年8月2日上市流通。

  2012年8月,方圆支承也频现大宗交易,主要在华泰证券几个营业部与机构席位间对倒。公司董事兼董秘高海军的配偶余学英在8月29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80.98万股,8月31日其子女高珉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80.98万股。这与大宗交易信息正好吻合,8月29日,华泰证券淮安淮阴北京东路营业部以5.75元/股卖出80.98万股到机构席位,8月31日, 华泰证券马鞍山华飞路营业部又以5.76元/股的价格从机构席位接手80.98万股。

  方圆支承内部人士介绍,这种对倒是一种避税手段,即趁股价低迷之际完成限售股的倒手,先把所得税交了,但股票仍在手中。在将来股价大幅上涨时抛售,则上涨部分的获益不必再交所得税了。

  二、解禁后马上实施股本高送转

  目前正值年报披露期,不少高送转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然而业内人士透露,高送转也是大小非减持曲线避税的途径,自然人直接持有限售股,解禁前送转股要征税,而解禁后送转则不需要征税。尤其是在大股东解禁之后推出的高送转,往往暗藏玄机,送转后很可能出现大量减持。

  一些上市公司是为了配合大股东股份的解禁才推出高送转方案的。比如2月20日,兴民钢圈披露2012年年报,报告期实现净利润6299万元,同比下降46.54%,未达到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不过,在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同时,兴民钢圈却逆势推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派0.3元的高送转方案。兴民钢圈实际控制人王志成等人的限售股在2月18日解禁,公司年报是在2月20日公布,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恰是在限售股解禁之后推行。这也意味着,实际控制人在实施高送转方案后减持股份,将减少一半税款。而此前的2010年和 2011年,兴民钢圈的净利润都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却只进行了两次分红,从未实施高送转。

  硅宝科技2012年的净利润增幅与前两年基本持平,也慷慨地推出了高送转方案,每10股转增6股派现2.5元。巧合的是,其第一大股东、董事长王跃林的股票在2012年 12月31日解禁,解禁后的股票再实行高送转将能避免一笔数额不小的税。而硅宝科技在2010及2011年也都未转增股份;神剑股份2012年报推出每10股送2股转增8股派现2元的分配预案,这一方案于3月22日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而公司第一大股东刘志坚所持的占公司总股本35%的股份于3月4日刚解禁。

  由于目前的政策是限售期之后进行的送转股则不算作限售股,不予征税。上市公司完全可以在限售期结束之后,连续进行高送转,把股价除权下来,这样送转的股票属于在限售期结束后获得的流通股,不用交税。

  因此,年报高送转为投资者跟踪上市公司股东行动提供了线索,原始股东若想减持避税,配合大小非解禁,年报可能公布高送转的股利分配预案,限售期过后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待股价上涨之后再进行减持。

三、变更注册地及持股公司性质

  到税收返还地营业部减持、将注册地迁往税收优惠地区也成为部分股东避税的良策。

  此前,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的证券营业部频频现身大宗交易平台,承接的大宗交易一度占到当时大宗交易总成交金额的10%,形成“鹰潭现象”。原因就在于鹰潭市政府出台的税收返还政策,在鹰潭市转让限售股的个人交易者,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地方财政可支配部分80%的返还奖励。

  大宗交易平台是大小非减持避税的主要路径。趁股市低迷之时,他们利用第三方过桥方式以较低价格左手倒右手,解禁的限售股变身为普通流通股,减少应纳税的“基数”,成功“洗股”后的股票此后再通过二级市场正常交易,便可以大大减少获利后的缴税额。

  通过过桥资金转移,由联系好的关联方接盘,比如夫妻、亲属等,成交价格很有可能大幅度低于目前的二级市场价格。转手后的股票以后通过二级市场正常交易,二级市场获利部分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避税空间。目前市场上还有大量中介机构专门介绍通过大宗交易进行接盘的下家,为大小非解禁后减持避税服务,双方达成协议后隐秘操作。

  一切都是为了钱,别人洗钱他“洗股”。通过大宗交易来回对倒,低价成交完成“洗股”,可以大幅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需缴纳的税款。

  4月9日,昆明制药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分别成交119.92万股和39.97万股,成交均价为23.89元,卖出方均为东方证券总部,买入方均为海通证券上海香港路营业部。同日,国电南瑞、张江高科和欧亚集团也出现在大宗交易平台,买入方和卖出方同样是这两个席位。

  次日,这四只股票再次齐齐现身,海通证券上海香港路营业部又按照原价、同样数量、原封不动地将这四只股票卖给东方证券总部。一来一回之间看似平静,其实是大小非为减持避税而煞费苦心。

  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大幅折价来回对倒“洗股”,减少缴纳所得税的做法,已被大小非频繁利用。2012年2月28日,ST九发第三大股东沈仁荣将所持 2250万股已解禁的限售股转让给妻子于彩君,转让价为5.243元/股,仅相当于ST九发市价的一半,与沈仁荣的成本价5.07元/股极为接近。此举可为沈仁荣节省下约2000万元税款。这部分“对倒”的股票是2011年5月沈仁荣从ST九发原大股东中银信手中受让的股改限售股,2011年8月2日上市流通。

  2012年8月,方圆支承也频现大宗交易,主要在华泰证券几个营业部与机构席位间对倒。公司董事兼董秘高海军的配偶余学英在8月29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80.98万股,8月31日其子女高珉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80.98万股。这与大宗交易信息正好吻合,8月29日,华泰证券淮安淮阴北京东路营业部以5.75元/股卖出80.98万股到机构席位,8月31日, 华泰证券马鞍山华飞路营业部又以5.76元/股的价格从机构席位接手80.98万股。

  方圆支承内部人士介绍,这种对倒是一种避税手段,即趁股价低迷之际完成限售股的倒手,先把所得税交了,但股票仍在手中。在将来股价大幅上涨时抛售,则上涨部分的获益不必再交所得税了。

  二、解禁后马上实施股本高送转

  目前正值年报披露期,不少高送转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然而业内人士透露,高送转也是大小非减持曲线避税的途径,自然人直接持有限售股,解禁前送转股要征税,而解禁后送转则不需要征税。尤其是在大股东解禁之后推出的高送转,往往暗藏玄机,送转后很可能出现大量减持。

  一些上市公司是为了配合大股东股份的解禁才推出高送转方案的。比如2月20日,兴民钢圈披露2012年年报,报告期实现净利润6299万元,同比下降46.54%,未达到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不过,在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同时,兴民钢圈却逆势推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派0.3元的高送转方案。兴民钢圈实际控制人王志成等人的限售股在2月18日解禁,公司年报是在2月20日公布,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恰是在限售股解禁之后推行。这也意味着,实际控制人在实施高送转方案后减持股份,将减少一半税款。而此前的2010年和 2011年,兴民钢圈的净利润都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却只进行了两次分红,从未实施高送转。

  硅宝科技2012年的净利润增幅与前两年基本持平,也慷慨地推出了高送转方案,每10股转增6股派现2.5元。巧合的是,其第一大股东、董事长王跃林的股票在2012年 12月31日解禁,解禁后的股票再实行高送转将能避免一笔数额不小的税。而硅宝科技在2010及2011年也都未转增股份;神剑股份2012年报推出每10股送2股转增8股派现2元的分配预案,这一方案于3月22日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通过,而公司第一大股东刘志坚所持的占公司总股本35%的股份于3月4日刚解禁。

  由于目前的政策是限售期之后进行的送转股则不算作限售股,不予征税。上市公司完全可以在限售期结束之后,连续进行高送转,把股价除权下来,这样送转的股票属于在限售期结束后获得的流通股,不用交税。

  因此,年报高送转为投资者跟踪上市公司股东行动提供了线索,原始股东若想减持避税,配合大小非解禁,年报可能公布高送转的股利分配预案,限售期过后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待股价上涨之后再进行减持。

三、变更注册地及持股公司性质

  到税收返还地营业部减持、将注册地迁往税收优惠地区也成为部分股东避税的良策。

  此前,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的证券营业部频频现身大宗交易平台,承接的大宗交易一度占到当时大宗交易总成交金额的10%,形成“鹰潭现象”。原因就在于鹰潭市政府出台的税收返还政策,在鹰潭市转让限售股的个人交易者,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地方财政可支配部分80%的返还奖励。